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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路:中国与亚洲的交往之旅

归档日期:11-29       文本归类:怀德军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编者按:本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即将拉开帷幕,世界目光再度聚焦北京。本次大会旨在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璀璨辉煌的文明成果,开展文明间相互对话、互学互鉴,增强亚洲文化自信,激发亚洲创新活力,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撑。这是一个文明交流的大平台,也是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将为我们带来丰厚的文化体验与更为开阔的世界性视野。了解他人,方能更好观照自身,在此,围绕亚洲文明,回顾中国与亚洲各国的交往历程与经典案例,从多个方面展现丰富多彩的亚洲文化图卷。

  古代中国与亚洲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多个历史阶段,都有着强烈的和平交往意愿与友好往来的传统。古人并没有今天的民族国家观念,但中国传统所维护的“天下秩序”,让这个位居中原的国家有着更广阔的世界视野。在这频繁的交往当中,中国始终是维护和平与秩序的主体国家。

  西汉武帝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启,让汉朝与西域和中亚地区有了直接的联系。张骞之行不仅涉足了大量西域国家,还初步了解了西亚乃至南亚的国家情况,比如位于今天伊朗的安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条支、位于今天印度的身毒。这些地区的名字都被写入了史书,成为古代中国人初步了解国外情况的最重要资料来源。

  不过,张骞通西域的开辟之功虽大,却因当时生产力和交通条件有限,维持长久而稳定的对外交往有一定困难,再加上中原帝国政局的不断变化,一些官方的和平交往难免出现中断。但经过两汉之际的变乱与东汉初年的经济恢复,古代中国恢复了强大的国力,并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来拥抱整个天下。

  东汉时期的班超再通西域,让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联系再次打通。值得一提的是,班超的部下甘罗,曾奉命出使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后汉书》有记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但因为种种原因,甘罗最后只到了波斯湾一带。尽管如此,这也是有记载的古代中国人尝试前往欧洲的首次记录,而且行程覆盖整个中亚和西亚,对传播中原帝国的声望起到了巨大作用。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乱世,隋朝之后的中国迎来了一个更加漫长的中央帝国时期。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隋唐时期十分迷恋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并多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学习,这直接推动了日本的大化改新,使日本成为儒家文化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另一个重要的文明交往壮举,是与印度的交往关系。就当贞观之治在国内初现的时候,玄奘法师开始了艰难而孤独的西行之路,但在当时的唐朝西部,政治局势并不稳定。玄奘法师无法穿越吐蕃和青藏高原一带,只好选择一条更远的路,经过西域和西突厥控制的区域,从西面绕过高原地带进入印度。637年,玄奘法师在印度一带周游列国。此时,古老的中国终于与印度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对位于恒河流域的戒日王朝、位于印度中部的遮娄其王朝有了大致了解。而且,从史书上的记载看,此时的中国已经知道了位于南亚南部的斯里兰卡,当时它的名字叫狮子国。

  虽然玄奘的西行之路是为了学习佛法,但实际上传播了唐朝兼容并包与自信开放的精神,让华夏的盛名传播到异域。正如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的序言中所讲,“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莫不餐和饮泽,顿颡而知归;请吏革音,梯山而奉赆。欢阙庭而相抃,袭冠带而成群。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中国了解国外山川风貌与风土人情的同时,也让异国了解了我们的文明,在相互交流中增进认识,这是真正的文明之旅,是展现礼仪之邦形象的绝佳机会。

  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评价唐朝具有世界主义的气质,有唐一代,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和文明的国家之一,也构建了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天下秩序。它与后来的朝贡体系相似,但并非依靠武力霸权来维系,而是诉诸于文明观念。以儒家构建的社会价值体系,在当时不仅为中国所推崇,也被周围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所效仿。

  唐之后的宋代不仅是儒家文明的出色继承者,还实现了通过经济贸易来维护对外关系的新思路。

  宋朝在版图上远不如唐朝,但内部经济稳定期却很长,尤其是北宋和辽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关系,这让东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可能。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指出:“直至11、12世纪以前,中国人并未显示商业上的才干。但宋代以后,经商能力便成为中国人最卓越品质之一。”虽然这个判断有些绝对化,但也的确证明了宋代人出色的经贸能力。

  事实上,直到北宋靖康之乱前夜,宋朝还通过经贸往来不断壮大自己的财政与社会治理能力,甚至一度夺回了祁连山600720)南部的一大片土地,建立了陇右都护府。这个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夺回河西走廊甚至西域的象征意味,但很快被女真南下的现实锤击所中断。不过,位居南方的南宋依然没有放弃与亚洲各国的往来,并依托强大的海上贸易,与不少国家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即使到了明朝初年,宋朝与南洋各国的联系,还留存着很多历史痕迹与美好声誉。

  南宋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就体现了这一点。据史料记载,“宋代泉州与日本、高丽、占城、渤泥、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麻六甲(今马来西亚)、蒲甘(今缅甸)、天竺、锡兰、波斯、大食都有联系”,尤其是阿拉伯商人大量汇聚在泉州。大量的商贸往来,让南宋的世界视野转向南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促进了中国与南亚、西亚各国的交往。

  经过蒙古南下和西征后,整个亚洲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后世对蒙元帝国的统治有不小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蒙元把当时星罗棋布的亚洲各地区更紧密地粘合在了一起,并通过商业贸易的形式,打通了各个地区之间的屏障。

  明朝继承了前面历朝各代的开拓精神,并且用更强的进取心来维系对外交往的秩序。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在数百年后来看,依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在比哥伦布航海更早的远航实践里,郑和船队纯粹是为了和平与商贸而行。在当时,一些国家担心大明船队对本国有武力威胁,甚至采取了不明就里的反对与拒绝,但最终还是经过妥善解决,让他们明白了郑和一行人的来意。

  《明史》明确有记载:“(郑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

  郑和的远行,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延伸,并且有更明确的联络天下诸国的意识,其功勋可以比肩张骞通西域。其实,当时明朝面对的外部环境并不简单,占据西域的东察合台汗国和北方的瓦剌势力,对明朝还存在一定的威胁,而已经碎裂成许多小国的印度,也不具备玄奘取经时的政治环境。郑和船队远行南亚、西亚乃至非洲东海岸,存在不小的风险,而且当时的航海技术有限,多数时候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这也是为了及时上岸寻求补给。不过,这也有助于他们与岸上的国家、人民做商贸与文明的交流。郑和之行是古代中国最大规模的对外友好往来之一,其中的故事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纵观中国古代与亚洲各国的交往时,可以看到,和平交往是其中一以贯之的原则。从张骞到玄奘,再到郑和,以礼服人与和平逻辑,是他们对外交往的重要准则。即使面对冲突,“先礼后兵”“和谐共处”的理念也让很多矛盾得以化解,甚至化干戈为玉帛,传为历史上诸多佳话。

  正如前文所述,古代中国依靠天下秩序来维系文明的传播,而在整个天下秩序里,“中和”的观念是特别重要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代中国将这一观念视为天地万物关系之根本,只有在保持自身高度繁荣文明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建立和平、和睦的关系,在相互尊重与包容中寻求合作、发展,才让中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盛世,并在历经挫折后,仍保持文明之火生生不息。

  什么是文明?著名学者张信刚认为,文明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当人类开始聚居,建立市镇,一部分人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工作,例如手工业、祭祀、战斗等等,这迎来了文明的开端。按照布罗代尔的划分,文明大致是指在一个大区域内比较持久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文明(人与自然界)、政治文明(人和人)、精神文明(人的内心);而范围小一些、时间短一些且更抽象一些的即为文化。例如,中华文明是“文明”,而龙山文化就叫“文化”。文明的交往,主要指两种或以上的文明大规模、长时段的碰撞和交融,而文化交流可以是不同文化的人相互切磋。

  在其《丝路文明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张信刚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为主线,在纵向的时间段上,全面梳理了史前至公元1500年之间欧亚大陆上人类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而在横向上,从中华文明到中亚,再到欧洲,不同的文明渐次登场,交相辉映。

  清晰的概念有助于展开理性的论述和分析,在四个早期文明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河谷文明、印度河河谷文明都早于黄河河谷文明。但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最强。

  张信刚认为,欧亚大陆的历史主题,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在两者的冲突中游牧文明往往占得上风。原因在于,“草原民族在军事上有先天的优势:一是习惯于迁徙,能够快速地调动;二是他们每个人都善于骑马,因为经常需要去打猎,所以每一个牧民都会弯弓射箭,即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士兵。所以在战争中,草原民族相对于定居的农耕民族有先天的优势。”

  由此,正因为匈奴对汉帝国构成了很大威胁,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希望联络西边的大月氏人包抄匈奴,并得到西域宝马。但是,张骞公元前139年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人抓住软禁10年,并在当地娶妻生子。公元前129年,张骞逃脱,但月氏人向南迁徙到了今日的阿富汗北部。张骞看到这里有来自中国的布和四川生产的邛竹杖,而这些东西从印度运来,因此,他猜测中国西南方有另一条路可通印度。但是,月氏人不愿打仗,张骞只好在公元前128年回国,路上又被匈奴人扣留一年多,直到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汇报的情况,使得汉朝廷对西域和匈奴有了详细了解,汉武帝从公元前121年至前118年几次对匈奴用兵,将匈奴赶出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19年,张骞再通西域,主要是去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几百人用500头牛驮运了许多丝织品,丝绸由此传入帕米尔高原以西,并继续西传到罗马。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书里提及了丝绸之路,并把张骞回国的公元前115年当做丝绸之路的开始。丝绸之路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道路网络,东段从洛阳、长安到敦煌,中段从敦煌到撒马尔罕(位于乌兹别克斯坦),西段由撒马尔罕到地中海。自此,中国的纺织品等货物远达欧洲,而很多物种也从西域传入中原,例如葡萄、胡桃、葱、蒜等植物,以及充满异国风味的音乐、舞蹈等等。

  除了北方草原和绿洲丝路,古代文明第三条交往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其时,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文明交往,主要是通过西亚和中亚间接进行。

  大约公元68年,小乘佛教传入中国,公元148年,帕提亚帝国的僧人安世高来到中国,用了23年的时间将小乘佛教经典译成中文。月氏僧人支娄迦谶于东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前后)来到洛阳,将一些大乘佛经译成了中文。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就十分喜欢大乘佛教。

  至南北朝时期,法显(约337-442)于公元399年以62岁的年龄从长安出发,5年之后到达印度。他学习语言三年多之后,又在恒河流域游学三年多,回国时已经年近八旬。印度人鸠摩罗什在凉州住了17年,公元401年到达长安,他翻译了很多佛经。而唐代玄奘西游取经的故事,国人更是耳熟能详。正如《丝路文明十五讲》中所说,在知识和思想的传播上,印度是输出大于输入,中国则是输入大于输出。

  唐代是中国最开放的朝代,长安聚居了众多胡人。李白诗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里的胡人,主要是来自西域的粟特人以及波斯人。让唐代衰败的安史之乱,主要组织者安禄山、史思明和支持者就是在华的粟特人。在中世纪,长安是全世界人口最多且最繁华的城市,而波斯文明圈东部的撒马尔罕是中亚河中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中世纪时的居民主要是粟特人。这两个城市之间通过丝绸之路连接,商贸和文化交流不断。

  由于张信刚在中东行走多年,《丝路文明十五讲》中对于伊斯兰文明的起源与扩张,以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叙述最为精彩。书中揭示,中国的穆斯林有一部分是唐宋时期由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来的,这部分人世代与汉人通婚,使用汉语,被称为回族;还有一部分是阿拉伯帝国扩张到中亚之后,由陆路进入中国的,这部分人主要居住在新疆或其周边。在两者的交流中,中国伊斯兰教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伊斯兰文化在医学、天文、立法等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影响。比如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十分先进,明代下西洋的郑和及副手马欢都出身于穆斯林家庭。

  16世纪之后,中华文化逐渐开始停滞,变得封闭和排外,由此可以看出开放与交流的长远意义。张信刚在书中,也由衷推崇唐代的开放,反对一味强调封闭和保护自己的传统。只有开放,才能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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