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投搞

标签云

收藏小站

爱尚经典语录、名言、句子、散文、日志、唯美图片

当前位置:满堂彩 > 化学战 >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证?

归档日期:08-30       文本归类:化学战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 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 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据1938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 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 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稣实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 被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 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 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 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 死伤无算。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 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 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致死者极多。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 0具。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 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后 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 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 带旅行视察。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生 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 怕啊!”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 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 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第十三师团 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 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 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第九师团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 门。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 花台、而中华门。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 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第六师团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 最左翼直奔下关。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 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 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线年在南京出版。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 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731”,这本来是一串极其普通的数字,但是,当我们把它与侵华日军联系起来之后,“731”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甚至,它比魔鬼更凶残!

  7月16日,我们就站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前。虽然此刻,四周一片静谧祥和,但作为60年前“731”部队的侵驻地,至今在高楼群中,绿树荫下,仍能寻找到二十几处杀人工厂的残垣断壁。焚尸房、冷冻房、培养细菌老鼠的地窖和放养黄鼠的小石池等等历历在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策划了生物战、化学战的战争阴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些疯狂研制出来的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各种细菌武器用于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凶残的法西斯战争罪人。盘踞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达13年之久的满洲第731部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这一阴谋的中枢机构。他们在这里不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细菌武器的研究、试验和生产,而且,惨无人道地用健康人做细菌试验。仅在1939年至1945年这段时间里,至少有三千人在试验中被残杀。在细菌战过程中,至少有三十万人受到屠杀和残害。

  “这张图片上显示的是日本侵略者所培养的细菌鼠和跳蚤”,“这就是日本人活剖中国人的残酷镜头”,“这个场面是按照当时的真实情况制作的实景模型,这就是当时千千万万被鼠疫夺去一家数口人命的其中一家”……在听完讲解员的讲解和看完了日军不择手段戕害无辜生命的真实图片和模型后,来自河北的吴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走出展览厅外,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激动地说:“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太坏了!太让人气愤了!”他告诉记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的特别日子里,他带着朋友和10岁的侄子来这里参观,有着特别的意义。小侄子以前只在书刊、影视上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犯下的暴虐罪行,只是抽象的认识。这次特地让他到这个真实的地方,来真实地感受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人是如何的残酷无情、毫无人性,激发他的爱国热情。一定要让他记住,不忘历史,不忘国耻!

  “灭绝人性”、“惨无人道”……参观过“731”罪证陈列馆的人们纷纷愤怒地表示:“‘731’的滔天罪行在此袒露无余!”“‘731’遗址是不能被遗忘的罪证,它不仅是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值得全人类去关注和反思!”

  近年来,在中日两国历史学家的努力下,“731”部队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当年的一批原队员,也以忏悔之心勇敢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据陈列馆的曹主任介绍,近几年来,有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和“731”部队的成员多次来这里表示最沉痛的悼念和忏悔。在来过这里的原“731”部队队员中,又以田村良雄为代表人物,他已来过数次,为的是忏悔和把那段历史坦诚公布给公众,特别是要让日本人了解当年的侵华暴行。

  田村良雄,又名筱冢良雄。1939年,他成为“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一开始,他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后来还亲自参与过对活人进行鼠疫试验,并对感染鼠疫的活人在无麻醉状态下进行解剖等血淋淋的经历。战后被俘,后转至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使其获释回国。近年来,他几十次出现在日本、中国各地集会场所并公开了“731”部队的秘密。6年前还曾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出庭做证,以自己年轻时在哈尔滨等地的个人经历,首次在日本法庭上证明了“731”细菌部队的存在。因为迄今日本政府对于“731”部队、人体试验等一直未予正式承认。田村良雄称,他之所以出庭做证,一是出于对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历史事实感到愤怒,二是对于中国被害者及其家属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曹主任介绍说,田村良雄现已84岁高龄,不便外出,但是他仍然表示,只要他活着,就要为历史作证,为中国人民作证。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线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展开全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证很多,包括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慰安妇,重庆大轰炸等等。重庆大轰炸指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华民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5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

  重庆大轰炸的死者达10000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这是继德国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Guernica)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

  2015年2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判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一审结果,188名原告败诉。

  展开全部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 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 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据1938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 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 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稣实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 被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 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 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 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 死伤无算。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 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 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 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致死者极多。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 0具。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 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后 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 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 带旅行视察。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生 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 怕啊!”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 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 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第十三师团 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 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 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第九师团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 门。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 花台、而中华门。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 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第六师团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 最左翼直奔下关。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 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 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线年在南京出版。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

本文链接:http://stievogtr.com/huaxuezhan/457.html